“翻译工作不能有丝毫偷懒”

张卜天（中国科学院大学哲学系）：

我本科学的是物理，在校时莫名其妙买了很多商务版的“汉译名著”。我所在的中科大，文科实力相对较弱，没什么气氛，也没有人可以请教。在书店看到有这么一套书，封面挺别致的，内容我不太懂，没有相关的课，也没有人指导。但是读下去，依稀觉得这应该是我最感兴趣的，并且为之努力的方向。当时基本是橘红色书脊的哲学类，渐渐对什么是哲学有了自己的理解，这似乎也预示着我今后会转到科学、哲学的领域。

老实说，一开始读的并不是很多，就是拿出来随便翻翻，享受一下开卷的乐趣，然后就放回去了，因为不知道这些内容是在讲什么。比如看17、18世纪的著作，与所学的物理学知识之间找不到结合点，但又觉得学物理好像跟这个有关系。我比较关心终极问题，学的物理也是理论物理。对大问题应该怎么思考，有哪些类型的大问题，人类已有的知识框架对于这些终极问题的求索有哪些道路? 这些事以前是完全不知道的。后来转到了哲学，家里收藏的那一本本汉译名著就渐渐变得亲切起来，我知道它们各自属于什么类型，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地位。

自己从事翻译之后，对译文质量的好坏比较敏感。以前看不懂一本书，只会怨自己学识不够，没有想过是翻译出了问题。现在都知道了，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关于译者的体验? 很多乐趣谈不上，辛苦是肯定的，习惯了就不觉得了。翻译这种事情不能有丝毫偷懒，你多花一分钟，就能多译几个字。因此你不得不和时间赛跑，你要牺牲掉自己的爱好。等年纪再大一些，想做翻译就不一定做得动了。乐趣就是，翻译一本书能学到很多东西，一本好书能引发读者共鸣。他们会给你反馈，看到网上的那些评语，辛苦付出也就得到了回报。

理论上，一般的学生也能把翻译做到70分，前提是英语和汉语都不差。如果要明显超过别人，行文打磨得很流畅，像坐滑梯一样，一读就停不下来，那就很少见了。翻译最重要的就是认真、细致、责任心。一个词不懂，不能随便放过去，能查的话，尽可能查，不管是词典还是网络，或者向人请教。当然，并不是每本书都需要这样，而是灵活对待。如果是出于疏忽，整本书里应该只有几个低级错误，如果错误的内容特别多，那说明译者不适合做翻译。不一定是专业水平差，国外呆久了的“海归”，时间长了，中文就不行了。他适合做学术研究，但不见得适合做翻译。我认为专业知识和英语水平顶多占三分之二，同样重要的还有中文表达能力。

现在来谈谈我给商务印书馆翻译的《天球运行论》（哥白尼），在中国学界普遍被译为《天体运行论》。为何要改动这个约定俗成的书名? 我的导师吴国盛在商务版的序言中作了说明:“这个译名是不确切的，问题出在对“orbium”一词的理解上。对哥白尼来说，这个词并不是指我们今天很容易接受的‘天体，，而是古代天文学家假想的带动天体运行的那个透明的‘天球’。今天我们不承认有‘天球，的存在，便想当然地把这个词译成了‘天体‘。”

▲ 均资料图片经过后人的研究，会有更好的注释本以及不同语种的译本，以此进行修订和完善。

关于这本书，我必须得说，如果没有老的版本做基础，我是不敢翻译的，因为有些内容还是把握不准。另外，如果没有前人铺好了路，把很多专业的天文知识做了一个模板，我也没办法做下去。相较于老的版本，我在翻译时的变动还是很大的，不仅仅是标题换了一下，还包括附在后面的将近200页的注释。注释是英译本最宝贵、最重要的贡献，这么详尽的注释把书里跟历史线索有关的人、物、事情都交代得很清楚。但旧的译本是由一位天文台的老先生译的，他对西方哲学、古代科学不是太了解，几乎可以说，只要牵涉到一些古代的人物、事件，错误是极多的，更不用说一些哲学和科学上的术语。我在翻译之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的，由于不知道翻译的过程，读者应该也是一样，尽管有些错误非常明显。我在这方面做了极大的改进，因为字数太多，没办法在每一页做脚注，只能统一附在后面。一般读者不会看注释，如此说来，这么做不见得能带来多大的影响，但是以后万一有人要做哥白尼的专业性研究，那么这个注释就很重要了。

除了《天球运行论》，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作还有：《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》（爱因斯坦）、《世界图景的机械化》（爱德华′扬′戴克斯特豪斯）、《生命是什么》《自然与希腊人》《科学与人文主义》（薛定谔，后两本是合集）。2005—2006年，我去同济大学的留德预备部培训了一年，因此在翻译《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》时主要是依据德文本，同时也参照了英译本，把里面的几个小错误改了。交了稿还没出的有七八本，今年应该会陆续推出来。

我关注的是比较早期的科学史，因此与哲学，甚至神学的联系非常紧。我给商务计划了两个译丛，一个是“科学史译丛”，另一个可能会叫“科学经典译丛”。我会尽量选择带有评注的本子，很多原著只读正文是读不懂的，必须要有介绍、导读和注释。这里面也包含一些哲学经典，比如笛卡尔的《哲学原理》，它在科学史上特别重要。再比如亚里士多德的一些书，很难说是科学经典还是哲学经典。其实是一回事，古代科学叫自然哲学，与现在理解的意思不同。我的兴趣是在18世纪前的科学史，或者说自然哲学史。

在西方科学史领域，我们和国外的差距实在太大了，几乎是从零开始，没什么积淀。一个学科领域刚兴起的时候，翻译经典著作是最重要的工作，论文的话，就是皮毛。翻译一本书，不只是学科建设，还可以促进学科的交融、打开人的视野，尤其是对于思考西方文明的特点、思维方式，出版译著远比撰写论文的价值更大。我自己把翻译放在第一位，比学术研究的分量更重，不是不重视学术研究，只是权衡一下，怎样做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。就目前而言，翻译科学史，比论文更重要。

翻译需要奉献精神，尤其是过去十年，房价涨了好多，稿费基本没变。我没别的事情，以后主要是给商务译书，希望其中一部分能进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》，而有的“二手书”（国际上比较新的研究性著作，并非原著）就不属于“汉译名著”的范畴。如果一本译著进入了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》，那种感受当然不一样，它有品牌，效应就大。同一本书，放在不同的出版社，以及不同的系列，带来的影响都不一样。

商务版的“汉译名著”，有些人就算不看，也会买了收藏，它的地位还是没法撼动。虽然也有很多其他的汉译名著在出，但是商务版的时间久、积累的也多。另一方面，其他出版社推出的书目，绝大部分都是商务印书馆的选题，就是把中译本改改。中改中，这是出版界的一个乱象，因为是公版书，也就无所谓了。很少有出版社像商务印书馆这样，认认真真，从头到尾译一本以前没有出过的书。商务版的“汉译名著”目前还在陆续出着，很多人觉得这个样式有点太陈旧，也该时髦一点，更新一下。但是据我所知，商务人还是愿意保持这个样子，某种程度上的保守性，我还是比较赞赏的。对学术经典来说，外在的、形式上的改变并没有那么重要。

至于这套书还有什么不足的话，我的看法是，有些译本应该重译一下，尤其是过去译的半文半白的那种。译文只是一方面，经过后人的研究，会有更好的注释本，以及不同语种的译本，可以利用这些来进行修订和完善。一本名著有几个译本是很正常的现象，日本的很多名著多达七八个译本。如果将来有机会，商务印书馆应该拿好的译本来替代旧的译本。中国现在的学术界太浮躁了，太不景气。看书的人越来越少，别说这么艰深的学术著作了。但越是这样，“汉译名著”越能显示出“最后的阵地”的价值。无论如何，商务人和他们的书都是值得钦佩的。

作者：张卜天

来源：文汇报

记者：黄春宇